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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锦江航运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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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原名辰水、铜江河、麻阳江,主要支流有大小二江。大江、小江分别发源于武陵山脉梵净山东麓、南麓,流经江口、松桃县境后,在铜仁城西南铜岩处汇流为锦江。锦江东流文昌阁入湘,至辰溪汇入沅江,顺流而下,可达辰州、常德,成为长江水系一大支流的上源。

    锦江干、支流全长416公里(铜仁辖区279公里),其中干流闵孝河至辰溪长305公里,支流寨英河至铜仁长81公里,小江口至两河口长30公里。“舟筏之路优于车马”,古代运输“常循水而行”,致江河沿岸最先城市繁荣。铜仁城三面临水,是沅江支流锦江水的发源地,“居辰、常上游”,水上交通发达,为“舟楫所通,商贾所集”之地。

    锦江开发较早,既为战争运载兵员辎重,又运民食,输送商品。因得益于水运之利,铜仁自古商业较为发达。早在宋代,锦江水系已通达洞庭湖,就有湘、川、赣客商来此贸易,常以日用百货、食盐、陶器换取当地土布、桐油、花生、五倍子、土碱、牛皮等土特产。明、清时期,更是“商贾帆樯、络绎不绝”,知府征税每日百两以上,素有“黔东护商栈”之誉。铜仁最大的渡口有下南门、中南门、西门码头,昼夜有船舶过河。从湖南上来的高吨位“大帮船”,在纤夫的牵引下到达铜仁府城中南门。中南门码头河宽水深,“大帮船”停靠这里卸货,顺路搭载客商下船,然后逆水进入最后一座码头小江西门码头。从大、小两江用小船运来的桐油、花生、水银、朱砂、药材等地方土特产,早已屯货于货栈、商号,“大帮船”装好货后,驶出码头停舶于杨家河坝,等候小船又去中南门运回日用百货。据《黔游纪略》记载:“铜仁滨河……船舶往来,日凡数百十号,商务不衰。外商在铜开设洋行五、六家”,城内有大中商户400余家,成为黔东和川东一带各种土特产和省外常德、汉口等地工业品的集散中心和销售市场,年销桐油350余吨,牛皮、五倍子、生漆、土碱、吴茱萸约100万千克,百合粉、洋芋粉2300多担,水银27.5万多千克,朱砂2.5万多千克。1915-1918年,城区人口由1.2万余人猛增至2.3万余人。商号开始走向专业化,更趋于集中经营,出现了“八大商号”;1919年,仅经营山货土产一项,八大商号获利都在10万大洋上下。

    铜仁至湖南常德流程长达465公里,有急流险滩数百个,其中仅铜仁至漾头29公里航段即有大小险滩24个,平均1.2公里就有一个。较大的险滩有王灵官滩、东关滩、鸭棚滩、施滩、桶滩等,每个滩上礁石林立如同刀斧,破碎的崖层半隐半现于水中,形成道道“门坎”,航道十分窄曲,船、排走水十分凶险,“拦头工”和“舵把子”稍不留神偏离航道,就会造成船毁人亡。因此,在船民中流传着“行船三分忧,走水死中求”的悲歌。然而行下水船,如遇涨“绿豆水”,航道略宽,水急船快下湖南只要半天。西来之船是逆水,遇滩则须纤夫背纤。上滩时,驾船的“拦头工”手使一“抵竿”,竿插河底,肩入月牙木柄,脚蹬船头枋,手抓船邦,人几乎与船板平行成一字形;一声号响,岸上纤夫弓背前倾,手抓岩壁脚蹬鹅卵石全身用力,待使竿人从船头移位到船篷边,使竿人又须回船头开始抵竿,如此反复数百次。纤夫们光着脚板在炙烤的太阳下沿着山崖的纤道边喊号子边使劲用力拉,每上完一滩须小憩一会,吃点干粮或抿口酒,再过险滩。按水上行规,船家在开船前须用三牲供天后宫以求妈祖神保佑,过黄腊关时泊船在令婆庙上香以求平安。每次航行遇到翻船损货时,河面浮满油篓、桶、药材包、花生包,闻讯而来的乡民纷纷下水,打捞“浮财”,幸免于难的船工、货主无奈望河长叹。

    河道险尚不足惧,水匪劫船却十分可怕。民国时期,土匪抢劫商船事时有发生。在湘黔交界的几十里水道上,横行百年的水匪常在水流缓慢处鸣枪叫停,船家只能停船任其劫货,否则船毁人亡,不少外籍铜商因此倾家荡产。故而外籍铜商经常结伴而行,大小商家拼货组成几十乃至上百只船的船队,浩浩荡荡,人多势众,小股水匪不敢袭击。北伐战争,贺龙两次在铜扩、驻军,告示全城商家,定日护航。此举令全城大小商家欣幸,纷纷倾其城乡库房存货,或相互拼货租船,一时船只供不应求,出发时竟集船百余只,首尾相接数里,在贺军武装保护下驶出麻阳境外。府城设卡东西两关,西关设    在江口专治大江,东关税卡曾一度设在漾头,遇船则鸣枪叫停。此后,漾头税卡撤销后又设捐卡。交税后船头或篷上插一小旗,以示完税。商船满载桐油、花生、五倍子等地方土特产,运至常德贵州码头。此码头是铜仁府松桃人杨芳向常德知府所讨一箭之地专为铜仁商家所建。临码头之街为大河街,铜仁商号先后有“罗洪盛”“广聚老”“高灿顺”“庆元丰”“徐夏隆”“朱自大”“谌裕隆”等商家设分庄、货栈。

    清末民初,铜仁府城商号老板几乎都居住在中南门一带,名声比较大的有“余兴和”“义友海”“孙盛记”“谢衡长”“余德和”“刘义泰”等老“八大号”商家,逐步形成“商贾云集,云贵、两湖、豫章、粤广之民络绎趋赴、货物充韧,阛阓整齐,实边疆一巨镇也”格局。解放前夕,铜仁县城“罗裕顺”“封木昌”“高裕兴”“郭福化”及“金寿路”“邓怒高”“周普联”三家新“八大号”字号移居清浪街、十字街一带,形成了新的商业繁华地段,如下圹坎的米糠行、北门城外的寿材行、杀牛坳的柴炭行、白家巷的水果行、桐梓巷的猪行。每逢花生成熟之期,西门便成了花生交易的最大市场。大宗的商品如木竹、材、桐油、水银、朱砂、药材、花生均由几家商号分别垄断或半垄断,由水道运出铜仁,移交驻常德、汉口的庄号处理。民国初期,据《贵州省严新农考察》记载:“铜仁至麻阳,一日可达。”铜仁作为黔东、湘西、川东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附近民船百只,水上交通兴旺。故湖南、江西等地商贾,在此开庄甚多。在这些集中的行业里,都有“牙客”专做中介生意,抽取尾利以谋生。

    民国时期,铜仁民间商会在太平街(中南门)成立,各行业的鲁班会、南货会、纸会、五金分会相继成立,无形中瓦解了过去以籍贯形成的常德帮、汉口帮、丰城帮、宝庆帮、川帮、湖帮等帮会组织。后水门王家是会长,有大帮船十只,其余船老板船只不等,一统三江流域,大江到江口闵家场,小江至客寨、牛郎。铜仁城以锦江航运之便,进而招来川、湘、鄂、滇、黔五省边区之货主。当时有4-15吨级大、小木船400只,航行于江口、松桃、麻阳、常德一带,水运盛极一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交通部所属川、湘水陆联运管理总处从沅江经锦江运闵孝起岸的军需物资,陆运至思南大坝场,再沿乌江下长江,直达重庆。抗战胜利后,铜仁城原东、中部及沿海地区迁来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出,加之通货膨胀,经济日益崩溃。但由于1940年6月玉秀公路的通车及“黔东门户”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处湘、黔、川、鄂四省边贸重地的铜仁,尚维持着“虎倒不失威”之局。1949年,铜仁城仍有较大商业行号27家,中小个体工商业户783家,摊贩201户。

    解放后,锦江航道得到不断整治,水陆并重之际,而水上运输仍起主要作用。1953-1957年,由锦江输出粮食6.6万吨,土特产品2.5万吨;输入淮盐7000吨。

    1953年,铜仁船老板龙老黑用木帆船装载“大东电厂”购买的机器,从上海黄浦港直航铜仁,在锦江航运上首创了从铜仁直航上海的先例。1956年,湖南受灾粮食紧缺,中央批示由贵州省调粮4.6万吨,其中7400吨即经锦江运抵。1968年5月,铜仁地区石油积压武汉,而区内又无油可用,时值全国各地公路交通受阻,锦江航运公司立即组织拖驳船队,从长江入沅水经锦江运回1755吨,1973年再次运回4995吨。在运输行业史上,锦江航运为铜仁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浓浓的一笔。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玉秀公路的修复、思铜、铜凤、铜麻公路的修通及城乡公路的延伸,物质运输也逐步由水上运输转向陆路运输。加之,锦江先后兴建了潮泥坪、瓦窑河、芦家洞等水电站,修筑的拦河坝未能综合利用,从而导致内河航运日趋衰退。1973年,锦江航运只有铜仁至芦家洞8公里短途客货机动船运输。

    1980年代末至1990年初,锦江航运除承担城郊蔬菜、水果、山竹、甘蔗、红苕、大米等物质外,几乎不再进行远途物质运输。90年代末,锦江航运已完全断航停止营运。21世纪初,铜仁今非昔比,交通迅速发展。铜玉高等级公路的通车,大兴机场的复航,渝怀铁路的开通,已逐渐取代了昔日“碧溪古渡”,不仅改变了过去货物运输非舟楫莫运的状况,而且还使川、湘、鄂、渝、黔省市边区商品集散地重新得以回归,再铸昨日辉煌。(喻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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